在中国绘画史上,没有任何一种画论超过苏轼画论的影响,它有力地推动了文人画潮流的发展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苏轼是文人画理论的实际奠基人。
苏轼的画论虽散见于他的诗文中,却仍有一定的体系。他首分“士人画”和“画工画”。
认为“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(千里马),取其意气所到。乃若画工,往往只取鞭策、皮毛、槽枥、刍秼,无一点俊发,看数尺便卷”。
由于“意气”和“皮毛”之分,因而前者不在于形似,“论画以形似,见于童邻,……谁言一点红,解寄无边春”。
他认为士人画需讲求“常理”,即“意气”,“虽然常形之失,止于所失,而不能病其全。若常理之不当,则举废之矣。以其形之无常,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”。于“常理”之外,并提“象外”。“吴生虽妙绝,犹以画工论。摩诘得之于象外,有如仙翮谢樊笼”。
他极度推崇王维的画,正在于“象外”。如文同的“时时出木石,荒诞轶象外”一般,正是不囿于形似(得之于象外)才得到了“常理”,而苏轼并未止于此,在这基础上提出了他以为的艺术的最高境界“萧散简远”,“发纤秾于简古,寄至味于澹泊”,反对剑拔弩张,力求“平淡”。
这一切构成了苏轼画论完整体系的核心,从形——理——境界的框架,而其仅存的传世作品《枯木竹石图》正为其画论的集中体现。